作者：錢慕恆
隨著2019年的結束，華人教會也歷史性的見證了《官方和合譯本》自1919年出版以來的一百週年。翻開基督教的宣教歷史，不難發現宣教士們將福音帶到新族群的主要策略之一就是將聖經翻譯成當地的語言。唯有將聖經放在這些福音對象的手中，當地教會才能真正達到自治、自養、自傳的目標。其實，中文聖經翻譯的工作遠比我們一般人所想像的來得艱辛、複雜和困難。
當我們以一個消費者的角度來問到底哪個中文聖經譯本比較好時，不妨先退一步來思想神在過去如何透過歷代先賢們為華人教會預備了中文聖經。要記得，當你購買聖經時，你的身份不僅僅是一位消費者，更是一位恩典的領受者！
中文聖經翻譯的近代史大概可以分成四個階段來理解。第一階段是發源期，從1800年至1823年左右。為了因應各地在華宣教事工的需要，宣教士們各自進行聖經翻譯的工作。[1] 其中，莫斯利（William Moseley）於1800年左右在英國就曾將四福音書、《使徒行傳》和所有保羅書信翻譯成中文，為日後對華宣教作預備。然而，此事工在幾年後因故被擱置了下來。蒙神眷顧保守，中文聖經翻譯工作隨後由兩個幾乎同期進行的宣教單位承接了下來。一個是由馬士曼博士（Joshua Marshman）在印度所完成的中文新舊約聖經，由英國海外聖經公會（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於1822年出版。這是近代中文新舊約聖經最早的譯本，又稱馬士曼譯本。另一邊廂，由倫敦宣教差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所差的馬禮遜牧師（Robert Morrison）亦於1813年在中國廣州完成了新約聖經的中文翻譯。後他又與另一位在馬來西亞馬六甲的對華宣教士米憐牧師（William Milne）共同完成了舊約聖經的翻譯。此完整中文聖經譯本後來同樣由英國海外聖經公會於1823年出版。
第二階段是修訂期（1823-1865）。在使用了現有的中文聖經一段時間之後，一些在華宣教士們認為有必要修訂中文聖經譯本。於是，他們便委任了Walter H. Medhurst, Karl Gutzlaff, Elijah C. Bridgeman, 和 J.R. Morrison針對馬禮遜的版本進行了修訂的工作。此譯本新約部分主要由Medhurst負責修訂，並於1837年正式在印尼出版。舊約的部分則由Gutzlaff負責，並於1840左右與新約聖經一併出版。此譯本自此成為華人教會主要使用的聖經。至於馬士曼的版本，後來也由美國浸信會海外宣教差會（The American Baptist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指定多位在華西方宣教士進行修訂，其中包括有名的戴德生牧師（Taylor H. Hudson）。
在中英戰爭結束之後的隔一年（1843年），在華西方宣教士們於香港曾舉行了一次宣教大會。其中，大會決定由英美各大宗派代表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再次修訂中文聖經譯本。雖然這《委託版聖經》（The Delegate Version）在1854成功發行，但過程和效果並不如預期般順利。這是因為各大教派的代表們對其中的神學立場、翻譯原則、文學差異等未能達到足夠的共識。另外，基於當時中國各地教會信徒的教育水平參差不齊，部分信徒認為《委託版聖經》的詞句對一般信徒而言還是很難懂；另一些則認為聖經既然是基督教的正典，則應該以更高尚的官方語言來翻譯。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華人教會在此時期歷史性的見證了有華人基督徒學者參與了聖經翻譯的工作，其中最有名的是與理雅各牧師深交甚遠的王韜（1828-1897）。
第三階段是匯合期（1890-1946）。《委託版聖經》自1854面世以來所面對的許多意見分歧促使華人教會於1890年在上海再次的聚集在一起商議出版一本能夠使廣泛華人基督徒所接納的中文聖經。為了供應不同信徒屬靈上的需要，大會秉持“聖經唯一，譯本為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的理念，決意出版三冊不同文體的中文譯本，即深文理（文言文）、淺文理和白話文。這些譯本都是按照《英語更新版》（English Revised Version ）來翻譯的。文言文強調對聖經原文忠實和文筆流暢。淺文理則主張適當的表達經節的意思而不逐字翻譯。至於白話文版則認為應該以一般信徒讀得懂的文句為翻譯的優先考量，然後再適當的將其修改成更靠近聖經的原意。後來大會決定只出版一冊文理譯本，稱之為《文理和合譯本》。至於我們今天所常見的《和合本聖經》，則是由聯合聖經公會於1919出版的白話文版本。
第四階段是深化期（1946至今）。隨著華人基督徒學者對聖經原文的掌握能力逐漸提升，我們擁有了更多直接從原文翻譯成中文的聖經譯本。這些譯本在某個程度上繞過其他語言的聖經，直接參照聖經原文來做翻譯或修訂。例如，自1946-1970年陸續出版的《呂振中譯本》的特色在於盡可能直接對照聖經原文的每一個詞彙和其排序架構來翻譯。聯合聖經公會於1979年出版的《現代中文譯本》則是針對《和合本聖經》做了更白話的修訂，為了提高其可讀性，同時參考了當時較前端的原文聖經作為其翻譯藍本。[2] 環球聖經公會也於1992年出版《聖經新譯本》。其目標和原則大體上跟《現代中文譯本》類似，即希望能夠翻出一本更靠近聖經原文，同時又能夠讀得懂的中文聖經。兩者之間的差別大概就是《聖經新譯本》集結了更多華人聖經專家為其翻譯團隊，以及引用了更後期的新舊約原文聖經版本。[3] 2010年出版的《聖經和合本修訂版》同樣秉持著類似的修正目標，同時盡可能保留華人信徒耳熟能詳的經文句子。[4] 不但如此，隨著越來越多華人信徒對聖經原文的掌握能力提升，再加上現代科技所帶來的便利，華人教會如今甚至有了《中文反向逐字對照和合本聖經》。[5]
[1] 有歷史文獻證明早在第七世紀就有景教宣教士所翻譯的中文聖經譯本。然而，這些譯本現今已經失傳。
[2] 例如,《現代中文譯本》在舊約方面參考了1937年才發行的第三版《基托爾氏希伯來文聖經》 （Kittel Biblia Hebraica）。在新約方面則引用當時聯合聖經公會1968年所出的第二版《新約希臘文聖經》（簡稱 UBS2, 或Nestle-Aland 25 edition）。其實，在當時已經有了第三版（UBS3），但《現代中文譯本》的譯者選擇當時較可靠的版本。
[3]《聖經新譯本》在舊約方面參考了後來取代《基托爾氏希伯來文聖經》 的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2003版)；而新約方面則同樣引用UBS2或 NA25）.
[4]其舊約同樣參考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而新約方面則引用較新版的UBS4或NA28。
[5]所謂的“反向逐字對照”，就是將中文聖經經文與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並列在一起，讓讀者可以直觀式的理解中文翻譯背後的原文詞彙和結構形式，讓中文讀者可以更深入的了解聖經原文的意思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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